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闭幕。中共十九大规划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制定了中国新的发展战略，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主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解决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提供中国方案。

 

而“一带一路”的建设，为实现包容性全球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平台和抓手。对此，刘卫东，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

 

问：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距今四年过去了，您觉得“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哪些成果？

 

刘卫东：四年来，“一带一路”已经从中国的倡议成为国际共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进展。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344号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彰显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同时，该决议敦促各方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提出为此加强安全保障等具体要求，这是对以往联合国及安理会决议关于“一带一路”表述的继承和发展，强化了国际社会的共识。

 

而以2017年5月中国政府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标志，“一带一路”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高峰论坛吸引了来自110多个国家和70个国际组织的1500位嘉宾参与，包括29位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近百位外国政府部长级以上高官以及60个国际组织的第一负责人，让“一带一路”这个中国倡议成为了广泛的国际共识。这代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为全世界提供的一种新型的全球化道路和全球合作模式。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这么一个倡议，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为这么多国家和国际社会所响应，我认为这是这四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最大的成果。

 

其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和很多沿线国家正在实施战略对接、规划对接以及项目对接。同时通过对接酝酿出一大批项目。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启动。“对接”是我们推动国际合作模式的最突出的特点，以前的国际合作模式没有类似的战略对接或项目对接，这种“对接”是考虑合作方共同的需求，是实现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我想这也是我们取得的重要的成果之一。

 

再则，就国内而言，各地区和各部门都已经形成了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行动方案。在前两年国际贸易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有了的适度增长。

 

问：您觉得为什么“一带一路”倡议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会引起国际上如此的共鸣？

 

刘卫东：5月份的峰会上，多位与会国家首脑在演讲中都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将让更多的地区分享全球化的好处。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是包容性的全球化，我认为这是“一带一路”的吸引力所在。

 

过去三十多年，以服务于资本自由流动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多空间尺度上导致了愈来愈严重的发展不均衡和社会极化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82年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人均GDP之比为272:1，2015年上升到336:1（最富裕的卢森堡人均GDP高达10.2万美元，而非洲的布隆迪只有303.7美元）。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聚，贫困人口所拥有财产越来越少。

 

尽管近二十年来由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人均收入大幅上升，全球收入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收入增长集中在中高收入阶层，低收入人群几乎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

 

因此，从解决全球化负面效应来看，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需要顾及社会基层的利益，需要让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延伸至更多的地区，需要让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民众。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化的实践证明，依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机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因此，世界既要继承经济全球化有益的一面，也针对其局限性要进行改革，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提供了一个改革的平台和方向。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将“秉承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就是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丝路精神”与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有机结合，将引领包容性全球化新道路，从而实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问：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哪些认知上的误区？

 

刘卫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能简单地将“一带一路”理解为单向的“走出去”。“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战略基础。正因如此，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误解，即“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走出去”。相应地，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出现了加速“走出去”的预期，一些企业形成了尽快“走出去”的愿望，个别地方甚至将“走出去”作为政绩来考虑。这是相当有风险的认识误区。

 

确实，我国正在进入资本大规模“走出去”的新阶段。2005-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了30多倍，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所吸引的外资基本持平。这个增长态势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增长趋势有相像之处。

 

其主要原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正在失去竞争力，需要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需要向海外转移；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已经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投资能力的大企业。这标志着以中国资本“走出去”为特征的第二次全球产业转移的开始，将开启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

 

在上述背景下，资本“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不能由此而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单向的资本“走出去”。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的技术梯度差，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仍必须高度重视“引进来”。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就是各国之间相互投资不断加深的过程。过去三十多年，欧美发达国家既是对外投资大国，也是吸引外资的大国。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在鼓励资本“走出去”的同时，继续高度重视资本“引进来”工作，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国际经贸合作推动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另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已经进入到大规模“走出去”的发展阶段。各地区需要根据自身特点，科学确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重点，不能盲目跟风。一味追求“走出去”，将导致不必要的投资风险。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分门别类地鼓励企业以适宜的方式“走出去”，不能“一窝蜂”地到海外设厂。要有“走出去”的顶层设计，对于不同类型的“走出去”要给予不同的政策支持。顶层设计所考虑的核心因素是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岗位，而不是资本是不是“走出去”了，以及“走出去”的量有多大。

 

既要谨防因“走出去”而形成我国的制造业的“空心化”，也需要积极防范“走出去”的各种投资风险。后者特别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服务。在这方面，应学习新加坡政府建立海外工业园的经验，如新加坡苏州工业园。我国可以挑选一些条件相对较好的国家，协商合作建立若干个由对方政府支持的工业园，为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稳定的条件。

 

问：中共十九大将“一带一路”倡议写进党章，您觉得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刘卫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当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建设、坚定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彰显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这些都不言而喻。但我更想说明的是，这代表了中国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执政党所应该具有的一种政治视野和理念。而这种理念需要贯穿到每一个党员，以及他们的工作中去。这种理念要贯穿到经济、社会、外交等各个层面的工作里面。

 

在党章里，是在提到共产党要具有全球观时，提到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因此这是要求党员不能只关注内部事务，而应该更具全球视野，因为“一带一路”本身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要求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都要有全球视野，要能够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结合起来。

 

同时，“一带一路”写进党章，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将不是一个短期工程。在5月份峰会的开幕式上，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是一个“世纪工程”，我认为这是“一带一路”写入党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