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走过4个年头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应邀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1月6日，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进博会期间于上海报业集团接受了包括澎湃新闻在内的媒体采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重视参与进博会的一系列活动，是因为相信中国举办进博会的重要意义，希望这一重大举措产生更大溢出效应，推动区域和全球的经济合作。

开幕日当天（11月5日），金立群于《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作为新近成立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希望能为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加强各成员之间的经贸联系做出贡献。

“我们要实现的就是通过多边机构推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从而达到国际上的共同富裕。习主席在进博会的讲话有一个明确的信号：经济应该是开放的、创新的、共享的。不开放就不可能创新，思想的交流应该是广泛的，如果只在一个小圈子里不行，开放才能有思想的碰撞。共享就是多边性，亚投行与这一点息息相关。”金立群向记者强调。

中国不光是要在经济、经贸上扩大开放合作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首次将“推动建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写入《决定》。

金立群向澎湃新闻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很重视听取国际多边机构的政策建议。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都会提供意见和建议。中国也主动邀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参与制定五年计划。亚投行于2018年首次发布了年度的研究报告，但规模还较小，今年会有所提高，也会有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来，希望能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些建议。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方式。中国主动征求国际多边机构的政策建议，国际多边机构也会将他们的咨询意见跟中国政府分享。这个合作机制已经很长时间了。

金立群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不光是要在经济、经贸上扩大开放合作，在宏观政策上也要加强合作。中国经济的体量很大，任何一个大国的国内政策都会对周边国家甚至全球产生溢出效应。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高，每个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都会产生溢出效应，所以这很自然，中国要拿出姿态，国内政策不会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带来太多压力和负面效应。否则有可能产生回流效应，英文叫“spill back”。因此，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更高层面上考虑国内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是中国领导人新的眼光和视角。

不会给中国大量的贷款

亚投行由中国倡建，总部位于北京，是一家专注于基建投资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2016年1月，亚投行正式开业运营。秉持“简洁、廉洁、清洁”的核心价值观，亚投行赢得世界广泛信任。今年7月，亚投行理事会年会通过贝宁、吉布提和卢旺达等3个非洲国家的申请，亚投行的“朋友圈”好友得以扩容至100个。11月1日厄瓜多尔正式加入，成为首个正式加入该行的拉美国家。至此，亚投行成员国目前已占到全球总人口的78%、全球GDP的63%。

即将走过第四个年头。金立群表示，亚投行正在准备5年和10年的战略规。从初创的银行逐步成长为较为成熟的机构，在今后的业务发展上会有比较重要的变化，资金分配上会更考虑各个国家和各个部门之间的平衡。

回顾创始至今的经验，金立群总结说，亚投行作为新型国际多边机构，要有其特点，不是对现有国际多边机构的克隆或拷贝。这是由中国倡导的，尤其要体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近三四十年的发展经验，要按照国际最佳准则来经营这家银行，而不仅仅是西方的准则。如果没有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就不能称其为最佳准则。

“如果西方的是最佳准则，为何还会有一次次金融危机？为何还会有2008年金融危机和华尔街丑闻？”金立群直言。

那么，又要如何体现发展中国家经验？

金立群指出，首先要让亚洲国家有更多话语权。让亚洲国家近三四十年来的发展经验更多地在政策中得到体现，包括制定的各种政策和投资战略，投什么？怎么投？都需要根据亚洲国家的经验来。现在需求最高的就是交通，公路、铁路、航运等等。在人事任命上，行长必须是亚洲籍人，也要雇佣足够多的亚洲籍专家。

“‘亚投行’的意思就是由亚洲国家发起，亚洲国家是大股东，但又不仅仅限于亚洲。AIIB的A可以也为这ASIA AMERICA AFRICA（亚洲、美洲、非洲）。”

2018年3月，亚投行首个对华项目在北京签约。这是亚投行开业以来的首笔公司贷，用于北京建设覆盖大约510个村庄、连接大约21.675万户家庭的天然气输送管网等工程。该项目贷款为2.5亿美元，预计每年可为北京减少65万吨标准煤的使用，助力“北京蓝”。

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投向中国境内吗？

金立群表示，在用款的分配上，中国要把钱留给其他国家，但是对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项目上，可以适当地用一些。目前还在推进中的项目还有一笔5亿美元的天津天然气储气管项目（“京津冀低碳能源转型和空气质量提升项目”，总额19.052亿美元），助力于京津冀一体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总之，大的原则是不会给中国大量的贷款，这是中国作为大股东与其他国家的区别，而且借款主要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和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

填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空白”

经过4年的运营，亚投行与其他国际开发性机构到底有何不同之处？

现行的国际开发机构主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但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没有话语权的，当时亚洲很多国家还是殖民地状态。经过70多年的发展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能力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

金立群解释道，亚投行的管理机制充分总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验与教训。

从股权结构上来看，亚洲国家在亚投行中占股75%，非亚洲国家占股25%，所以亚洲国家是大股东。而亚洲国家和地区中，除了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香港，其他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剩下的25%主要是西欧国家。而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除了美、日，其他都已加入亚投行。由此可见，亚投行是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主的。

过去世界银行的成立初衷也是致力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墨西哥债务危机后，业务开始转向为结构性调整。于是，亚投行就是来填补这个空白。

从管理机制的角度，金立群强调首先要“建章立制”，制度一定要好。亚投行的一大特点是其董事会为非常驻董事会。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多边机构都是常驻执行董事会，这种机制的缺陷在于董事会和管理部门权责难以分清。而亚投行的董事会不是常驻的，一年开四次会，有时候还有视频会。董事会管政策和战略，管理部门管贷款，可达到责任分清，节省成本的效果。

金立群介绍说，这一机制的建立主要是吸取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教训。节省成本并非最主要的考量，最重要的是要分清职责，主权贷款业务与非主权贷款业务要在一本账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成立的是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又成立了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五个成员机构共同组成世界银行集团。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主做主权业务，而国际金融公司则以非主权贷款业务为主；二者没有合作与对话。但亚投行的这两种业务都在一本账上，好处在于效率特别高。这也要求亚投行的工作人员要有两种本事：既能处理主权项目，又能处理非主权项目。

亚投行的第二个特点是按照业务条线来分部门，而其他开发机构则主要以国家来区分的。按业务条线来区分的好处在于，只要有成员国，各业务条线专家一定会有满负荷工作。亚投行的这一做法是效仿了世界上私营投资机构。

金立群总结称，作为一家新成立的机构，优点就在于作为后来者，可以学习经验，少走弯路，有时候走了弯路还走不回来了。而一个机构一旦变得庞大，要改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