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向型经济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中国发展战略迎来大转向的同时，城市格局也将迎来新一轮洗牌。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下半年政策以及工作目标定调，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是应对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和疫情冲击的新举措，也是旨在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自今年疫情发生以来，全球贸易遭受重挫，众多外向型城市经济陷入困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3%。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双循环”战略格局的提出受到各方密切关注。

城市经济外向度也叫外贸依存度,是指一个城市、地区的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今年上半年37座主要城市经济数据发现，其中17座外贸依存度超过50%的城市，因过半城市上半年经济仍在负增长，其经济增速的平均值为-1.68%。而另外20座外贸依存度低于50%的城市，经济增速的平均值明显好于前者，为0.025%。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外贸依存度高的城市，经济受冲击的可能性相对较大。随着中国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这些高外贸依存度城市，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城市，如何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挖掘内需潜力，从而更好联通国内外市场？

6城外贸依存度超100%

哪座城市对外贸进出口依赖程度更高？在21世纪经济研究院统计的37座主要城市中，目前有17座城市的外贸依存度在50%以上，分别是东莞、苏州、深圳、厦门、金华、舟山、上海、宁波、珠海、中山、北京、大连、天津、惠州、青岛、无锡、嘉兴。

总体来看，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集中于珠三角的广东，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和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等地。

外贸依存度高于50%，是什么水平？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外贸依存度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60%以上，进一步降至今年上半年的31.8%。按此，这17座城市明显高于全国均值，是典型的高外贸依存度地区。

其中，东莞、苏州、深圳、厦门、金华、舟山这6座城市的外贸依存度，均超过了100%。素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外贸依存度最高，达到129.2%，远高于排在第二的苏州。

1978年，一个北接广州、南邻深圳的农业小县东莞，引进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标志着全国引入外资经济的正式起步。东莞出口的主要商品也从明清起家时的香料变成了高科技产品，其智能手机约占据全球出货总量的1/5。截至今年上半年，东莞进出口总额为5633.4亿元，下降11.2%，同期GDP为4361.28亿元。

其余的高外贸依存度城市中，苏州的外贸兴起于当地乡镇企业招商引资、引入外资经济的“苏州模式”。今年上半年，苏州实现进出口总额1440亿美元，同比下降6.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7%。而厦门则是国务院最早批复的经济特区之一，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总值为3081.83亿元，增长3.9%。

当然，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的高外贸依存度有其必然成因。国际间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的频繁，加之行政面积狭小，使得深圳需要在更广泛的市场内配置资源。今年上半年，深圳进出口总额13356.75亿元，同比下降0.5%，出口总额已连续27年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

分进出口来看，外贸依存度又可分为“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如果说以上5座城市外贸依存度如此之高，是因为进出口双双高企的因素，金华的高外贸依存度则完全是凭出口的“一己之力”。

今年上半年，金华实现进出口总额2152.4亿元，其中出口高达2058.7亿元，进口仅为93.7亿元。算下来，出口依存度高达98%。其中来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义乌，贡献了超六成外贸份额。

相反，在上述17座高外贸依存度城市中，上海、北京、天津、大连、舟山等地比较特殊，其是典型的贸易逆差地区，当地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要高于出口。

以全国贸易规模第一大市上海为例，今年上半年，上海进口总额9391.19亿元，出口总额6422.72亿元，源源不断的进口需求使得上海外贸依存度攀升到91.1%的水平。

出口导向型城市急需转型

随着中国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不同城市间的发展态势分化更趋明显。

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统计，在这17座外贸依存度高于50%的城市中，今年上半年超过半数的城市经济增速都是负数。尤其是中山、惠州等在内的8座城市，下探幅度都明显深于全国-1.6%的平均值。

受此影响，多个东部沿海城市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下滑。比如，东莞的外贸依存度从去年年底的145.6%，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129.2%，减少了16.4个百分点；惠州、珠海、北京的外贸依存度也降低了10%以上。

为什么高外贸依存度城市，经济受冲击的可能性更大？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这些城市通常是出口一枝独秀，消费或投资相对较低。

比如，今年上半年，东莞GDP为4361.28亿元，同比下降1.7%。其中，出口、消费、投资分别为3414.7亿元、1695.71亿元、927.79亿元，占GDP比重分别为78%、39%、21%，当地经济增长受出口市场影响程度可见一斑。

更进一步来看，这些几十年来以加工贸易为优势的出口导向型城市，二产几乎占到半壁江山。比如，2019年东莞二产占比为56.5%、苏州为47%、中山为49%。由于制造业相对刚性，在海外订单需求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加工贸易型为主导的城市更易受负面冲击。

以东莞为例，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东莞经济增速从两位数放慢到个位数，甚至在2009年一季度出现负增长。今年外贸持续受压的东莞又遇到这一问题，一季度经济增速下降8.8%，到上半年降幅虽有收窄但仍负增长1.7%。

改革开放以来，以国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曾让众多沿海城市一跃成为明星城市，经济增速遥遥领先。然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贸发展方式，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极易在危机时刻被“扼住咽喉”。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背景下，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城市需加速产业结构转型，除了深挖内需市场外，产业链、供应链等布局也需要及时作出调整，适应内循环格局，以抵消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